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，便自己把袜带系好了。难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贤良，而今天的圣明时代倒没有君子吗？只不过是了解不了解，礼遇不礼遇罢了。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，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。商汤给伊尹以礼遇，在伊尹的帮助下，成就了帝业；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，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。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，项羽施恩于韩信，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？还有微子，他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，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；箕子是位良臣，为周武王陈述《洪范》，孔子称赞他的仁德，没有人不赞成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鲁穆公问子思：‘被放逐的朝臣，仍为原来的君主服丧，古来有这种情况吗？’子思说：‘古代的君主，用人时以礼相待，辞退时也以礼相待，所以量不在朝，仍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。然而现在的君主，用人时恨不得搂在怀里，辞退时恨不能推下深渊。不兴兵讨伐他就不错了，还谈得上什么服丧之礼？’”齐景公问晏子：“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？”晏子说：“君主有难不以身殉，君主流亡不相送。”齐景公说：“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，加官晋爵，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？”晏子说：“忠臣的建议被采纳，君主就会终身无难，忠臣还为谁而死呢？忠臣的规劝被接受，君主就会终身太平，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？如果忠言不被采纳，有难而死，这是妄死；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，等君主死了去相送，那是虚伪的忠诚。”《春秋左氏传》上说：“崔杼杀死了齐庄公，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，有人问他：‘齐庄公死了吗？’晏子说：‘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，我也死了。’那人又问：‘送别了吗？’晏子说：‘是我的罪吗？君主为了国家而死，我也会跟着死。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，不是他的亲戚，谁会为他痛哭，为他而死呢？’于是开门而入，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，过后，又站起来大步离去。”孟子说：“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，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；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马，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；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，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。”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，至于进退的礼节，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，然而作为君主，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？

我私下观察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，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，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。他们都建功立业，功勋卓著，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。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，责任非常重大。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，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。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，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，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，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，节义树立不起来，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，名教不能振兴，而想巩固太平基业，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，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。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，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，有时发脾气训斥人，不免带有偏见。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。国君法令严厉，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，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，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。就像河水冲垮堤坝，泛滥成灾，伤害的人一定很多。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说，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，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，这样一来，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，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。”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，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；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，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国君如果发起怒来，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。”然而，古人的震怒，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，当今的严厉惩罚，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。这不是尧、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，也不是禹、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，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。”荀子说：“君主是船，百姓是水。水可以载船，也可以覆船。”所以孔子说：“鱼失去了水就会死，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。”所以，尧、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，一天比一天谨慎。因此，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？怎么可以不熟虑呢？

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，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，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，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。现在委任职权时，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，遇到事情时，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。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。这种做法，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？再者，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，不能经常变化。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，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，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，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。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，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。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，所惩罚的事情，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